“我们现在碰到的过渡的问题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提供不了解决方案，但咱们不可以等国外发展了我们再发展，那样的话又要变成我们跟在别人后面跑。”

  在刚刚结束的2011年全球IPv6高峰会议上，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（CERNET）主任、清华大学教授吴建平说。

  今年2月3日，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（ICANN）宣布，最后五组基于互联网通信协议IPv4的地址被分配给了全球五大区域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，第一代互联网地址至此告罄。

  一石激起千层浪。“全球IP地址即将用尽”一时之间成了各大媒体热炒的话题。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多网民的国家，中国如何由IPv4向IPv6过渡更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。

  IPv4地址面临枯竭并不是一个新问题。从上世纪末开始，以ICANN为代表的组织和机构，就不断拉响IPv4地址即将枯竭的警报，并呼吁业界由IPv4过渡到下一版本IPv6。

  与IPv4相比，IPv6具有多方面的优势。首先是地址由原来的32位扩充到128位，完全解决了IPv4地址不足的问题。

  此外，大容量的地址空间可以真正的完成无状态地址自动配置，使IPv6终端能够无需人工配置，快速连接到网络。

  然而，尽管IPv6具有上述优势，但其在全球的部署却进展缓慢，始终处于“雷声大雨点小”的尴尬状态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IPv6协议与IPv4协议的互不兼容。

  上海贝尔副总裁、首席方案架构师李永春在峰会上表示，由于二者互不兼容，使得整个迁移的过程非常漫长和困难，各方为实现平滑过渡想了各种办法，结果陷入了技术和政策问题的泥潭之中。

  而在思科总部首席技术官办公室大中华区总监殷康看来，产业链各方需求的不一致，也阻碍了IPv6的部署和商用。

  “IPv4地址的缺乏，对产业链各方的影响不是同时发生的，而是分阶段的。现在受影响最大的是运营商，因为他们要分配地址，而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，现在还没有感受到这一切肤之痛。”殷康说。

  中国移动通信技术部副总经理魏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。“如果我们现在做到40%的终端支持IPv6，40%的网站支持IPv6的话，那么对于移动网络来说，也只有16%的用户业务量运行在IPv6的网络上。IP地址的压力现在非常迫切。”

  记者从峰会上了解到，由于运营商与互联网公司的互相等待和依赖，IPv6在中国的推进陷入了“蛋鸡问题”的困境运营商担心没有应用，不敢投资建网；而没有配套的网络基础设施，互联网公司又不敢将自己的内容和应用向IPv6迁移。

  面对上述困境，殷康认为破解之道是让产业链的某些关键环节如互联网公司，充分的发挥产业领导力的作用。

  “历史把互联网公司推到了前沿，他们应该有动作，他们不动作的话，整个中国的产业链就会比国际落后了。”殷康说。

  事实上，目前国内比较大的网络公司，如百度、腾讯，慢慢的开始作出向IPv6迁移的尝试。百度系统部高级经理、IPv6网络负责人张诚透露，最迟7月，百度将提供基于IPv6的首页服务，但他也同时承认，由于百度提供的是搜索服务，因此搜索出来的页面还是IPv4的，运营商需要支持双栈才能提供服务。

  腾讯公司网络架构中心总监侯金刚也表示，最快在4月，腾讯就会有基于IPv6的服务平台上线，后续还会将更多的应用向这一平台迁移，并开创具有商业经济价值创新意义的应用。

  但侯金刚也坦承，对于哪些业务更适合IPv4，哪些业务更适合IPv6，腾讯目前还没明确的概念，只可以通过实践来探索。

  随着3G推动下的移动互联网的发展，以及物联网和云计算的推进，作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数最大的中国，对IP地址的需求量会促进激增。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（CNNIC）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明，IPv4地址的缺乏将严重制约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，也会制约新业务、新应用的开展，并影响中国网络基础设施的安全和稳定。

  在2011年IPv6峰会上，与会的中国专家纷纷呼吁，希望政府给出明确的时间表，并出台有关政策鼓励IPv6商用。

  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（CNGI）专家委员会主任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致辞中表示，从IPv4到IPv6是一次重大的转折，中国无法回避，而且没时间等待，现在就要行动。

  邬贺铨建议政府宣布IPv6商用时间表，给运营商明确的信号，以避免企业误判政府意图。他还建议政府出台有关政策，如鼓励政府网站和影响较大的网站尽快支持IPv6访问，通过国家的科技项目加大对IPv6和下一代互联网研发和产业化的支持力度，以及IPv6标准化工作的部署等。

  吴建平也建议中国“尽快行动起来”，包括运营商在内的产业链各方，应在国家科技项目的支持下共同解决这一难题。